最近看了許多與學生畢業(yè)相關的新聞報道及評論, 覺得有許多觀點和做法需要通過深入討論來理清思路、明辨是非、指導實踐。引發(fā)社會反響較大的是浙江義烏工商職業(yè)技術學院創(chuàng)業(yè)學院副院長龐海松因為鼓勵學生在校創(chuàng)業(yè)而成為“網紅”。

據浙江在線報道, 2018年高校招生前夕, 這位副院長喊話高考考生:“創(chuàng)業(yè)3年當老板, 讓那些考得比你好的同學為你打工。”他表示, 在學生的創(chuàng)業(yè)路上, 該校的政策非常給力———政策推出之前, 有一個學生因為創(chuàng)業(yè), 7門課不及格, 到最后學校研究讓他如期畢業(yè), 還推薦其為浙江省優(yōu)秀畢業(yè)生。

而教育部黨組書記、部長陳寶生2018年在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, 要推進“四個回歸”, 把人才培養(yǎng)的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。教育要回歸常識, 要圍繞學生刻苦讀書來辦教育, 引導學生求真學問、練真本領。對大學生要合理“增負”, 真正把內涵建設、質量提升體現在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成果上。

相信許多讀者一定還記得, 2017年7月《人民日報》、共青團中央公眾號等刊發(fā)過一篇文章《沉睡中的大學生:你不失業(yè), 天理難容!》。文中形象描述了當今許多大學生的生活狀態(tài):

上課時, 清醒的沒有發(fā)呆的多, 發(fā)呆的沒有睡覺的多, 睡覺的沒有玩手機的多;

下課時, 自修的沒有吃零食的多, 吃零食的沒有看連續(xù)劇的多, 看連續(xù)劇的沒有玩游戲的多。

考試時, 不給范圍就不會考試, 給了范圍也只是復印同學準備的答案。

對待專業(yè)學習, 學技術不肯動手, 學理論不肯動腦。修完了“計算機基礎”, 但真實水平卻連個PPT都做不好。修了兩年英語, 卻連與外國人日常對話都發(fā)怵。修過“閱讀與寫作”, 但讀的只是手機, 寫的只是微信, 連寫篇短文都語焉不詳、語句不通。

實習要讓父母開假證明, 評先進要讓父母找關系, 補辦證書要父母跑學校。圖書館里看不到人影, 運動場上沒有身影, 公益場更是從不出現。

教育部部長公開要求對大學生合理“增負”, 足見眼下大學生的學習狀態(tài)已經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視。

毋庸諱言, 上述情形只是當前部分本科生學習與生活的一個縮影, 而要說高職院校的學生狀況, 則更會讓人無法面對。類似上文提到的浙江義烏工商職業(yè)技術學院這個學生7門功課不及格的狀況, 在許多高職院校都已非常普遍、見怪不怪。

如果不是任課教師考前“畫重點”, 如果不是教師們改卷“放一馬”, 如果不是教務處審核畢業(yè)時“手下留情”, 許多學生或許根本不可能畢業(yè), 有些學生就是補考N次也未必能夠過關。

身處高職院校管理崗位, 筆者常被討論學生“能否畢業(yè)”所困擾, 也常與高職院校的同行一起探討學生畢業(yè)率的“控制”問題。在常人看來, 學生“合格就畢業(yè), 不合格就不能畢業(yè)”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, 但在現實生活中, 這個“常規(guī)”卻往往很難執(zhí)行, 讓人進退維谷。

在許多高職院校, 面對平均40多門 (次) 的課程學習, 掛科2~3門的學生約占30%, 5門以上不及格的學生, 多數學校都會超過兩三百人, 甚至達到四五百人, 如果真要動真碰硬“卡”著這些學生不讓畢業(yè), 學校將面臨巨大的壓力。

雖然人人都知道只有嚴格管理才能敦促學生平時認真學習, 但在高職院校普遍面臨生源危機的當下, 學校“死心眼”地“卡”著學生不讓其畢業(yè)的風險不言自明。

反之, 如果學校平時放任學生掛科不管, 臨到畢業(yè)又對掛科學生網開一面, 將導致學風日下, 教風疲沓。同時, 如果先前掛科的學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戒, 后來的學弟學妹便會從學哥學姐的“經驗”中找到“捷徑”, 最終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。

為了做到兩全齊美, 許多學校便通過畢業(yè)前領導開會“研究”, 來有意識地“酌情控制”每一年的畢業(yè)率, 做到既能讓數字好看, 較好回應社會關切, 又能對后進學生起到相應的警示作用。

然而, 這畢業(yè)率究竟如何“控制”才算科學合理, 倒是一個學問很深的話題。以上述浙江義烏工商職業(yè)技術學院的做法為例, 一個掛科7門的學生, 不僅能夠如期畢業(yè), 還被推薦為浙江省優(yōu)秀畢業(yè)生, 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網友們的熱議, 這該算是管理創(chuàng)新還是權力任性?

學校研究、領導共同決策就可以不受制度的約束?這樣的例子在許多高職院校屢見不鮮, 有的甚至逐步衍化為少數學校領導、教師以權謀私的一種方式。

顯然, 如此人為地“酌情”控制畢業(yè)率的做法并不科學, 既起不到針對學生嚴肅校紀的作用, 又讓學校管理喪失了底線。學生一旦知道畢業(yè)可以變通, 掛科可以消除, 必然會想方設法效仿社會潛規(guī)則而走歪門邪道, 這不僅不是正道育人, 反而有變相教唆之嫌。

筆者認為, 雖然嚴管確實會面臨很多現實難題, 但放縱一定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災難性后果, 使職教辦學步入越放越次、越放越亂的怪圈。因此, 在招生環(huán)節(jié)已經非常“寬容”的大環(huán)境下, 對職業(yè)院校強化質量管理, 實行“寬進嚴出”, 將是拯救職教滑坡的治本之舉。

問題的關鍵在于, “嚴出”的標準是什么?如果僅僅是降低及格標準 (有些學校是用學生實考成績“開根號再乘十”的辦法變相提高分數) , 以讓更多的掛科學生能夠順利過關, 這顯然是自欺欺人的被動應對, 仍然會滋生學生“懶學”“厭學”的惰性。

事實上, 從公平客觀的角度分析, 現實中許多學生之所以掛科, 其主要責任自然在于他們主觀不努力、學習不刻苦, 但也不排除與評價標準不夠科學、考核強制一刀切有一定的關系。

試想, 職業(yè)院校的生源質量偏低是不爭的事實, 如果我們仍以普教學生考文化課的標準來衡量職業(yè)院校的學生, 多門掛科也便不可避免、不足為奇;同時, 如今職業(yè)院校的生源越來越“多元”, 學生們的入學基礎參差不齊, 如果我們仍然沿用一成不變的內容去教育他們, 用整齊劃一的尺子去測量他們, 他們怎么可能不掛科?

多元智能理論告訴我們, 不同的學生個體在學習能力上存在較大差異,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智能組合和發(fā)展速度, 因此, 我們不僅應當針對不同的學生制定不同的檢測標準, 而且還可以針對不同基礎的學生制定不同的畢業(yè)標準, 只要學生入學以后能夠在原有基礎上獲得學校規(guī)定的學習增量, 我們就可以認定該生已經具備畢業(yè)資格。

這種評價改革的創(chuàng)新之處在于, 學生畢業(yè)離校的實際水準可能各不相同, 但受益增量卻是嚴格掌控的, 這種強制既可以保證學生能夠通過3年的學習收獲滿滿的獲得感, 又能凈化教風學風校風, 進而將職教辦學帶上良性發(fā)展之路。

面對學生的畢業(yè)問題, 高職院校如此, 生源基礎與教學管理都明顯次于高職的中職學校, 又該如何呢?這一現實問題值得深思!不管是“皇帝的新裝”, 還是“掩耳盜鈴”, 都是有百害而無一益, 且后患無窮, 我們必須下狠勁、想實招進行根治。